李永才（四川）
　　说起交公粮，谁也忘不了那些艰辛的岁月。首先，乡亲们要精心挑选出颗粒饱满、色泽金黄的优质粮食，将那些干瘪与发霉的颗粒剔除。为了确保粮食的干燥，他们不辞辛劳地反复晾晒。在宽敞的晒场上，金黄的粮食被均匀地铺开，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那时候，每个耕作组都有两个监事代表，在庄屋照看粮食，他们不时地用木耙翻动着粮食，让每一粒都能充分接受阳光的洗礼。粮食晒干后，再倒入风车，吹走杂质和尘土，留下纯净的粮食。经过这样一番处理，粮食变得干净又干燥，就可以交公粮了。
　　送公粮也同样充满了艰辛。那些年没有车辆，送公粮全靠人力。大集体时期，生产队长为了调动社员挑公粮的积极性，规定挑一百斤公粮的记十个工分，每多挑十斤增记一个工分。当时有的社员能挑到一百五十斤。夏季交公粮，天气炎热，送粮的乡亲们走在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上，扁担压肿了双肩，汗水湿透了衣裳，可他们全然不顾，你追我赶地朝着粮站的方向前进。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交公粮就成了各家各户自己的事。那些离粮站比较远的村子，村民们一大早就起来，匆匆忙忙赶着去交粮。有的挑着箩筐，有的背着背篼，还有的小孩子背一二十斤，打着瞌睡跟着大人走；也有的人背上背着粮，手上牵着小孩子，一路哄着走。好不容易到了粮站，就开始排队等候，没吃上早饭的，只能饿着肚子排队。家里勤快点的，烙上几个麦粑或者红苕饼，一边排队一边吃，大家也不会顾忌吃相难看。
　　我们生产队交公粮在纯子溪粮站。这个粮站位于弥勒十队纯子溪的入江口。粮站东西向是主楼，有粮仓和一块很大的晒坝；其后有一排稍矮的建筑，是办公室和职工吃饭休息的地方。在主楼的左边有一个圆形水池，水面上常年长着水葫芦，夏天开出的小花，会引人驻足观赏。水池的南边也有一栋粮仓，几棵高大的栀子树围在其后。树下一条小路可以走到长江边，也可以拐进旁边的代销店。这里经常聚集不少人，要么乘凉，要么偷摘栀子。这个粮站尽管不大，但也至少集中了附近梨子、弥勒和垭口三个大队所有生产队在这里交公粮。
　　由于很多生产队都在那个时间段集中过来交粮，所以每天早晨天刚放亮，粮站门前就排起了长队。等到交粮时，粮站工作人员先在箩筐或打开的粮袋里看一下，用一根中间开槽的铁钎，熟练而又果断地刺入粮袋深处，然后迅速抽出，查看铁钎带出的粮食中是否有杂质。紧接着，工作人员会随手抓起几粒稻谷，放入口中用力一咬，通过听声音来判断稻谷的干燥程度。如果粮食杂质多或水分超标了，就会要求倒在晒场上进行翻晒。往往这个时候最容易起争执，粮食没晒干或者成色不好等，都可能是争吵的话题。但是争吵归争吵，最后农民还是无可奈何地把粮食重新晾晒。
　　验收合格的粮食由检验员盖上“中粮”石灰印标志，就代表通过了验收。农民马上把一袋一袋的粮食搬到台秤上过秤，也有的用老杆子秤。老秤需要两个人用扁担从秤杆上面的绳子中穿过去，然后把箩筐抬起来，从秤杆准星上确认重量。接下来，粮站工作人员进行记账、除皮与算账。最后，农民再脚踩十多米高的木跳板，将一箩筐、一袋袋稻谷倒进粮仓里。每年公粮上交结束后，以生产大队为单位，大队会计统一凭入库的记数码单，到粮站结账。
　　在我的记忆中，从读初中开始，就经常跟随父母去交公粮。我们生产队的农作物种植比较单调，夏季只有小麦和油菜，秋季主要是谷子和苞谷。有的小块地也种些红薯和洋芋。那些年农民都是靠天吃饭，不管是夏季收麦子，还是秋季收谷子和苞谷，都得抢时间。到了交公粮时，大队里的广播从早到晚反复播发通知，先放一段戏剧，接着放镇里的讲话录音，主要是号召大家“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自己的”。
　　记得土地下户后，有一次我跟着父母去交公粮。父亲和母亲挑着谷子走在前面，大姐和我各自背着一袋苞谷跟在后面。从家里到粮站虽然只有四五里路，但由于负重，我们也走了好长时间。在快进入粮站时，远远就看到空旷平整的水泥晒场上站着许多等着交公粮的叔伯婶姨们。他们手里拿着草帽，一边扇着，一边排队等待。终于等到我们交粮了，检验员抓起一把谷子看了看，然后又放进嘴里咬了一下说：“太潮了。”父亲赶忙满脸堆笑地解释道：“天气不好，这也不算潮。”他又在另一箩筐抓一把：“就是潮，回去晒干再来。”接着他就不理我们往后边去了。既然不合格，我们只得回去了。虽然还不到中午，可是太阳还是很毒。下午在家晾晒了之后，父亲带着我们又去了，这次终于验上了。交完公粮后，粮站工作人员给了父亲一张收购单，拿到这张凭证，就算完成了当年交公粮的任务。
　　交公粮的年代渐渐久远，但那一段历史却让人难以忘怀。交公粮的历史，是老一辈农民用汗水和奉献书写的历史，是国家与农民风雨同舟、携手共进的奋斗史，它见证了国家从贫穷走向富强的艰辛历程。不管时代怎样变化，这段历史始终在提醒我们：铭记过去的艰辛，感恩农民的付出，珍惜当下的生活，更激励我们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驰而不息地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