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闯（四川）
　　逝去的江湖
　　在我们那个年代，几乎每一个少年都有一个武侠梦。
　　最早接触武术是在师范学校读书时，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电影《少林寺》上映后，全国都兴起了武术热潮，习武练武风靡一时。我老家的一个小伙伴甚至辍学去少林寺学武，中途被他老父亲揪回来痛打了一顿。
　　1982年，我进入师范学校学习，也对武术痴迷。当时县武术辅导站正招收八极拳学员，我们很多同学都去报名。后来学校发现上早自习的人少了很多，便宣布早上不开学校大门，且早自习严格考勤，很多同学就此放弃了。可我还是不死心，缠着刚从师范大学毕业的班主任软磨硬泡。班主任心地善良，私下同意了我的请求。就这样，我一直坚持了三个月，把全套八极拳学完。后来看电影《一代宗师》，“一线天”练的就是八极拳。八极拳的特点就是短促凶猛，没有一点多余的动作，他的几场打斗，将八极拳的拳风体现得淋漓尽致。
　　参加工作后，我曾经习练过“八宝门气功”，读的是莫文丹老师的函授班。他当时是广西武警武术散打总教练。我自己练了几个月，小有成就，能单手开砖。一天晚上在阳台上练功，觉得手掌胀鼓鼓的，似乎有气往外冲，我便找来一块垫花盆的红砖，一掌下去，红砖应声而断。我兴奋地把熟睡中的爸妈都叫起来看那块断砖，他们很惊讶。后来我还私下在同学面前表演过，他们开始不相信，看到砖真的被砍断了，那一瞬都大为震惊，看我的眼神也有点不一样。
　　为了巩固硬气功的效果，我还练习过打千层纸和绿豆沙袋。打千层纸就是买一大叠草纸，用钉子钉在墙上，再用直拳练习，就是用瓦楞拳直打墙面。打了一阵子也很有成效，拳面先是发红，接着破皮，再流血，后又慢慢结痂，直至生出老茧。有时一拳出去没打准，打在那个钉草纸的钉子上，那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钻心的痛。
　　后来到成都上大学，有一天骑车经过科大校园，看见一则招生启事，是陈氏太极拳训练班在招生，我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习练陈氏太极拳85式。教我们的是一个老者，不知是不是太极世家传人，只觉得他很有功夫，教得也很仔细，我们练得也很认真。学了三个月后，我又坚持练了好多年，自己认为颇有收获。有一次办事，我骑车经过望江路，眼看就要和一位逆行飞驰的骑车人迎面相撞，我在车上一个侧身避让，左手顺势轻轻一带，与那人擦肩而过，竟安然无恙。
　　练太极拳多年后，我又想练点硬功夫，便专门去学过一段时间空手道。道馆在西玉龙街陈麻婆豆腐店楼上，名叫“慧心空手道馆”。我和一些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一起练习，十分辛苦，每一场下来都全身湿透。尤其是有时要快速做二十五个下蹲，连做五组，中途还穿插二十个俯卧撑，也是连做五组，有些小伙子都受不了，累得趴在地上。我那时已四十多岁，却能坚持下来，颇得教练的赞赏。练了半年，小有成效，后来考级的时候终止了。因为空手道考级，要么对打，要么打型，我觉得打型没什么意思，对打又很容易打得鼻青脸肿，因我在机关工作，觉得有碍观瞻，也不好向同事解释，就算了。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打型也很好。我看了一些空手道比赛，有些运动员，特别是一些老者，打型时那种严肃庄重的神情、一板一眼的招式，让人钦佩，甚至让人肃然起敬。
　　转了一圈，我又慢慢回到了太极拳里，这次练习的是杨氏太极拳115式，传统老架，跟肖老师学的。肖老师是栗子宜的徒弟，栗子宜是李雅轩的徒弟，李雅轩是将杨氏太极拳系统传入四川的第一人。肖老师打拳，周身仿佛一个浑圆的球在滚动，劲从脚底升腾而起，连绵不断。我跟着他，每周星期六在人民公园学习，不紧不慢地划那些太极圈，不再去想这一招是攻是守，只是感觉身体的重量从左脚移到右脚，手掌跟着腰转，气息缓缓地沉下去。这时的拳，没有对手，也没有输赢，只是自己与自己相伴的一段时光。一套打完，双手慢慢按下，好像把刚才那一段独自的时光也轻轻合上，这时候，周围的汽车声、人声才一下子涌回耳朵里。
　　如今，那些功夫大都荒废了，我也不喜欢去人多的场地了。偶尔路过公园，看见那些舞剑的、练功的队伍，也会停下脚步看一会儿。他们中有的虎虎生风，有的凝神静气，看罢，我便默默地走了。
　　我的江湖，大概就是这样，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没什么章法。它散落在师范学校窗外的土坡上，留在了那块月下断开的红砖里，隐匿在太极拳那些划不完的圆圈中，也遗失在空手道馆那面照出过淤青的镜子前。
　　江湖已远，梦还在。
　　关隘
　　“关隘”一词，本义指古代在险要地形处设立的军事防御关口，在传统武术文化中，常被借喻为身体或技艺上的关键节点。“关隘”的内涵甚至可以推及生活、工作、学习和人生：有时人卡在某个“关隘”，百般努力也过不去，这时如果有人轻轻一句话，或一个提醒，脑中“轰”地一下，或许“关隘”就通了，整个人也就活泛起来了。
　　大约在2000年，我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自己看书，读斯密、萨缪尔森、凯恩斯的著作，满纸的供给曲线、边际效用，看得头昏脑胀。我觉得这些高深的理论，与菜市场里的讨价还价、工厂里的生产调度，好像完全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始终找不到感觉，入不了经济学的门。
　　恰逢有个机会，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到成都讲课。他善于通过揭示社会生活具体现象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把社会生活与经济学联系起来，让深奥的经济学变得通俗易懂。他的很多著作也都深受经济学界和普通读者的喜爱。
　　我趁机向他请教：“学习经济学这门学问，最要紧的是什么？从哪里才能钻进去？”他听了我的问题，想了一下对我说：“经济学说到底，就是要弄明白两件事，一是市场是什么，二是稀缺又是什么。”看我似懂非懂，他接着说：“世上好东西总是不够分的，这就是‘稀缺’。经济学要做的，就是琢磨怎么把这不够分的东西，通过‘市场’这个途径，放到最该去、最有用处的地方。把这个根子抓住了，别的枝叶才好理解。”听到此，我脑袋里“轰”地一下，似乎有点灵光乍现，突然畅通了。原来所有复杂的模型、拗口的术语，根子都扎在这个最朴素的事实里——东西不够，怎么用市场的手段来做好资源配置。困住我的“关隘”，似乎被老师点通了。经济学就是研究稀缺的学问，研究资源配置的学问。后来我再理解这些理论就很顺畅了，这便是有人点出“关隘”所在的益处。
　　比起读书学习的“关隘”，身体上的“关隘”更具体，也更难攻克。比如学打太极拳，每位老师都说，太极的核心是一个“松”字。我听后也依言练习，可越是想“松”，肩膀和手臂就越绷得像块木头。尤其起势动作，两手从身前抬起这个最简单的动作，我做出来却总是又僵又滞，自己都觉得别扭。换过几位老师，他们都只说要放松，可究竟怎么才算松，谁也说不透。这个“松”字，像一条滑不溜手的泥鳅，怎么也抓不住。
　　后来遇到肖老师，他在旁边看我练了一会儿，走过来，也没碰我，只是轻声说：“别想着‘抬手’，你试试，就想‘梳手’。”见我发愣，他又补了一句：“像梳子轻轻梳过头皮那样。”我还是摸不着头脑。他又说：“你闭上眼，就当自己站在齐腰深的水里，水是温的，在慢慢流动。你的手就放在水里，不用你动，是水浮着它，带着它，一点一点往上走。”我依照他的话去想，当我不再命令手臂“抬起”，而是去感受那想象中温水的浮力时，一种奇异的感觉油然而生：肩头那块铁板似的紧绷感，悄无声息地消融了些许，手臂仿佛自己有了飘起的意愿。“有点意思了。”肖老师的声音带着鼓励，“记住这个‘不用力’的感觉，劲不是硬使出来的，是像水一样，自己流过去的，是‘松’过去的。”那一刻，我忽然懂了，原来“松”不是软塌塌的无力，而是一种通透的、流动的状态。肖老师用“梳手”、用“水流托浮”这样的描摹，让那个抽象的“松”字，立刻变成了身体能听懂的语言。这个坎一过，整套拳的味道都变了，许多原来做不到、做不顺的动作，忽然间有了来由和去路，身体里好像打开了一些无形的闸门，气息和力道终于知道该往哪里去了。
　　有些“关隘”，只得靠自己去悟。写作上的“关隘”，我也是到很久以后才意识到的。年轻时总以为好文章就是堆砌好词好句，是精巧的结构和新颖的技巧，我拼命学习那些好词好句，可写出来的东西，自己读着都脸红——精致得像假花，没有活气。
　　这个弯，我绕了很久才绕过来。让我明白过来的，不是哪本写作秘籍，而是心里总也放不下的几个画面，都是关于我婆婆的。
　　夏天，我和弟弟去家门前的大河游泳，婆婆发现后总是走到河边靠近码头的山坡上，朝着宽阔的河面，用被江风吹得发颤的长长嗓音喊我们回来。那声音好像能贴着水皮飘过来，我们听见了，就只能灰溜溜地上岸回家。
　　那几年，我和弟弟要随父亲坐船去工厂上学。天蒙蒙亮的码头，人声嘈杂，我们挤上船后，我回头往岸上望，总能看见在码头后方那个婆婆常喊我们的山坡上，她一个人站在那里，穿着洗旧的蓝布衫，一动不动，像一尊塑像望着我们这条船。船开了，码头上送行的人都散了，只有那个小小的蓝色身影，还在越来越远的土坡上，凝固成一个点，她不喊，也不招手，可那目光，比缆绳还要结实，牢牢系在船上，牵着这段长长的岁月。
　　更多的时候，婆婆总是坐在阶沿边的那把竹凳上。她不说话，只是望着河水流向天边，望着暮色一层层落下来。那个沉默的侧影，像河边一块被岁月磨光了的石头。
　　我曾经很想写出婆婆对我们的好，可一提笔，总觉得空洞无物。直到我不再想着去写关爱，而是老老实实去写那拖长了调子的呼唤声，写那高坡上雕塑般的凝望，写那暮色里沉默的轮廓。当我试着把这些画面原原本本搬到纸上时，别的东西——那种无言的牵挂，那种深沉的担忧，那种历经岁月后的平静与孤独便一下就从字里行间流淌出来了，它们比任何直接的抒情都更有力量。
　　我这才恍然：真情实感不是一种写作技巧，而是一种诚实。诚实地面对你的记忆，诚实地写下你真正看见和感受到的东西，心里有了这份“真”，文字自会找到路。这个“关隘”，没有外人点拨，是生活本身，是婆婆那些不言不语的身影教会了我。
　　有时回头看去，人生的路，原来是被一个又一个“关隘”串起来的，在隘口前被困住，进退不得是常事。那时，旁人的一两句话，就像黑屋子里突然划亮的一根火柴，光虽微弱，但足够让你看清门在哪里，锁孔朝哪边。可很多时候没有这样的光，自己只有默默地等待，默默地承受，然后默默地对自己说：要有光。说不定，光就真的来了。
　　作者简介：彭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团体委员，四川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著有财经随笔集《经济与传统价值观：对新加坡的观察与思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