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才明（四川凉山）
　　从普格到宁南的公路，顺着黑水河堤岸蜿蜒伸展。冬日的黑水河温顺如眠，狭窄处水流清浅，可一跃而过。经年冲刷的河道将大山劈成两半，陡峭的崖壁悬着摇摇欲坠的落石与松土。公路随河道曲折游走，消失在连绵山坳间。
　　我的先辈们栖居在这些陡坡崖缘。险峻的山势让乡村成为被时光遗忘的角落，唯有在梦境中，那些被岁月尘封的记忆才会悄然苏醒。
　　有些回忆注定只属于特定的时空，我的童年便在这陡峭的山坡上萌芽。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为让我和姐姐多认几个字，父母早早将我们送进学堂。在他们朴素的认知里，知识或许就藏在课本的横撇竖捺间。
　　小学坐落在黑水河边的公路旁，从家到学校全是下坡路。若规规矩矩走，耗时需超过一小时。可对我们几个男孩子来说，这却是每日最雀跃的旅程。我们背着书包，折几枝路边树枝垫在臀下，顺着雨水冲刷出的沟道飞速滑行。几个弯道过后，学校便映入眼帘。那种风驰电掣的快感难以言喻，代价却是屁股被磨得生疼，甚至羞红的肌肤从裤管的破洞里露出。书包更难逃厄运——除了破得透光的包身，课本文具早已不知去向。老师见状，笑称我们读的是“望天书”。
　　放学是所有孩子的盼头。离下课还有片刻，我们便频频探头望向教室外老树上悬挂的钢管。当“当—当—当”的铃声响起，一天的“望天书”时光便宣告结束。
　　然而，回家的路却是童年的“噩梦”。摸着咕咕作响的肚子，抬头仰望那挂在陡峭山体上的蜿蜒小路，除了硬着头皮攀爬，别无他法。我们紧随哥哥姐姐的身后，弯腰弓背缓缓挪动，谁也不敢掉队。杂草没过孩童的身躯，转过几个山角便不见人影。一个半小时的山路，总在暮色四合时才走完。
　　害怕回家，还因为生疼的屁股总要迎来妈妈“亲切”的问候。夜风掠过，明火噼啪作响，忽明忽暗。许多夜晚，妈妈喂完牲口后，就在灯光下为我缝补破洞的裤子和透光的书包。只是次日滑行时，一切又会恢复原样。
　　记忆里的归途总是漫长而惊心。我曾问过奶奶：“为何偏要住在山上？”奶奶说：“为了‘柴方水便’啊。”或许，这便是他们那代人最朴素的生存哲学。
　　并非所有季节都让归途难捱。入冬后，路边甘蔗成熟，村里便在半山腰平整出一块空地，搭起茅草棚，垒起长灶，支起十几口大锅。各家将甘蔗运来榨汁熬糖，远远便能闻到甜香四溢。此时的回家路，满是期待。
　　灶膛里火苗蹿得通红，铁锅中糖水咕嘟冒泡。孩子们按捺不住好奇，总想凑近一探究竟，却总被大人厉声喝止。这时，表叔总会逗我们：“娃儿些，想不想吃糖？”我们早已垂涎欲滴，忙不迭点头。他见状大笑，随即开始表演：先将手浸入冷水桶，再飞速探入沸腾的铁锅，握指一抓，瞬间缩回冷水桶中。待手掌冷却，竟变出一把麻糖！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一系列动作堪称“艺术盛宴”。我们拍红了手掌，围观的妇女们也惊叹不已。糖甜，表叔的“魔术”更让这份甜意浸润心间。
　　表叔生得一张国字脸，走路似狗熊般憨实。最显眼的是那双比常人大一半的手掌，粗糙的掌纹里布满冻裂的冰口，恰似风干的蚕豆。父亲说，表叔力大无穷，能扛起三百斤重物，村里老幼提起他，皆是赞不绝口。
　　包产到户后，表叔家日子蒸蒸日上。两层木楼的阁楼堆满粮食，圈里牛羊成群，他还早早为两个儿子备下宽敞的瓦房。家中的殷实，正如他那双宽厚的手掌，盛满勤劳的馈赠。
　　1991年，乡里建了糖厂，鼓励种植甘蔗，并出资修了泥巴公路。一吨甘蔗能卖七八十元的消息点燃了村民的热情，大家在陡坡开垦梯田，种满甘蔗。秋日里，放学路穿梭在郁郁蔗林，村庄仿佛藏进了绿色海洋。表叔作为劳力好手，种的甘蔗最多最好，预计能收上百吨。
　　收获的喜悦背后，是难以言说的艰辛。村民们肩扛成捆甘蔗汇聚到公路旁，肩头磨破皮、手掌划出血痕，却无人停歇。真正的难题是运输——东风车司机嫌路远难行，表叔便死磨硬泡才让司机答应跑一趟。
　　那个寒风呼啸的冬夜，山沟里突然传来巨响与车灯乱晃。“翻车咯！”“翻车咯！”的呼喊惊醒全村。父亲长叹：“这么深的山沟，怕是凶多吉少！”村民们举着马灯、燃着明子奔向事发地。
　　天明时分，两具血肉模糊的遗体被抬回——货车栽进两百米深的沟底，被甘蔗掩埋，司机与表叔当场遇难。
　　此后多年，村民仍种甘蔗。小学三年级时，父母为方便我们上学，搬到黑水河旁仅有三户人家的小村。后来，我在父母支持下读完大学，定居相邻县城，回乡渐少。尤其父母搬来同住后，宁南便只剩梦中的碎片。
　　深夜忆起宁南，那座种满黄桷兰、仅十八万人口的小城，空气中似乎还浮动着糖香与花香。但最清晰的，仍是表叔在归途上的抓糖表演。
　　如今，村民早已不种甘蔗，泥巴路变成了水泥路，山坡上的老屋渐次空寂，多数人搬到了黑水河国道旁。表叔的抓糖绝技随他而去，现代孩童或许再难理解那份对麻糖的渴望。他不会想到，人们如今已过上富足生活。
　　黑水河仍在静静流淌。不知搬到河畔的人们，是否还会记得曾经的半坡岁月？那些与命运搏斗的时光，终将在时间的褶皱里碎成记忆的光斑，却永远刻在岁月的河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