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孩（中国北京）
　　编者按：
　　红孩，是中国散文的一个鲜明符号。他是散文的创作者、编辑者、研究者，也是散文活动的组织者、推介者、信息发布者。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散文的发展态势，也可以了解到红孩对于散文的最新发声。本期刊发名家新作，他的行文中充满深情，一个世纪过去，父亲的背影通过作家深入实地的感悟与回放，让读者看到一幅生动而感慨万千的画面。

　　1917年，在南京的浦口火车站，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送他的儿子到北京读书。8年后，这个年轻人，写了一篇1317个字的散文《背影》，成了中国白话散文的标志性作品。
　　2024年11月18日，立冬后不久，我就像着了魔似的对自己说：到浦口去。如果今年不去，明年不知有多少人要去。其实，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就有去浦口的念头。具体说，是去浦口火车站，到朱自清的父亲买了橘子送儿子上火车的那个站台。我不知道那个火车站现在是否还在，火车是否还在通车，但只要去了，能在那里伫立一会儿，听一听火车的汽笛声，甚至能在标有浦口火车站的站牌下留个影，似乎就能感受到朱自清父子的呼吸。
　　去的那天上午，九点多，天气有些阴，同行的朋友说，如果感觉冷，咱们可以在站台打个卡就走。我说，坚决不可以，想想当年朱自清父子吧。1917年的冬天肯定比现在要寒冷得多。一想到朱自清父亲穿着那件臃肿的青布棉袍，先把一兜橘子放在地上，然后腰向左边倾斜着爬上站台的情形，我就想哭。我们都为人父母了，甚至如我，还早已失去了至亲。
　　1981年，我在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语文课本上便有了朱自清的《背影》，当然还有鲁迅的《藤野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茅盾的《白杨礼赞》和冰心的《小桔灯》《樱花赞》。那时，我不知道南京在北京的哪个方向，也不知道津浦线、陇海线，至于朱自清文中提到的浦口火车站，我想，与北京东郊的双桥火车站也差不多吧。因为，那时我和父亲若到城里的白塔寺去看爷爷，每次都要从村里步行两三公里走到车站。只是我们那里的火车站站台是露天的。不过，车票很便宜，从双桥到北京站每人只需花两毛钱。我至今记得那两张邮票大小的硬纸卡车票的样子。
　　到了浦口火车站，老远就见到那几个敦实的大字，我匆忙下车，让事先联系好的浦口火车站文化产业园的导游给我拍几张照片，这一刻我足足期待了44年！照完相，导游和几位文友招呼我往火车站方向走。我看了一眼马路对面的码头说，我们先去码头吧，当年朱先生从扬州到南京，再从南京市区到江北的火车站，这码头肯定是必经之地。于是，我们便向江边走去。
　　初冬的江面，波浪夹裹着阵阵寒风，来往的商船又将波浪催得更疾。站在码头，望着远处的南京长江大桥，车流如梭。倏地，一列火车从北往南跨桥而过，我心说，这该不是由北京开来的吧！目测了一下，自我站立的码头到长江大桥大概有两三千米，这自然是空间的距离。那么时间呢？自1916年朱自清第一次到北京，至今已经一个多世纪了。今天，从扬州到北京乘高铁也就四五个小时。假如，朱自清先生生活在今天，我们还会看到父亲送他上火车的背影吗？
　　就在这个码头，朱自清和父亲从对岸乘着摆渡船上岸。上岸的瞬间，是朱自清走在前边，还是父亲走在前边？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对此时的朱自清父子有所了解。朱自清原名朱自华，1898年出生在江苏东海，6岁随父亲朱鸿钧举家到扬州。朱鸿钧一直在东海等地担任基层官职，直到1915年在徐州担任榷运局局长，那可是掌管盐专卖专运的肥差。1917年，朱鸿钧“祸不单行”，不光因种种原因丢了官，还气死了亲生母亲。此时的朱自清，已经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生，接受的是新文化教育，面对如此优秀的儿子，朱父怎么还能像过去那样昂首挺胸地走在前面呢？对于父亲所做的错事，朱自清显然是不能原谅的。我猜想，这时的朱自清甚至都不愿与父亲同船，更不要说走在一起了。在一定意义上，1917年这个冬天，朱自清的父亲送儿子到火车站，内心是压抑而内疚的，这大概也是他进入火车站，步履蹒跚地攀爬站台为儿子买橘子时产生窘态的根本原因。
　　浦口火车站自1908年开始建设，1912年建成通车，2004年停止使用，现在已经成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在车站的外围，则建成了文化产业园区，各种与浦口火车站相关的元素，如候车大楼、雨廊、售票房、贵宾楼、高级职工宿舍都被完整保留。导游告诉我，浦口火车站是全国唯一完整保留当时风貌的百年老站。我在临街的地方看到一面老墙上钉着一块蓝色标牌，上面印有“津浦路 1 号，邮政编码：210031”，觉得颇有纪念意义，便立此存照。诚然，浦口火车站历史悠久，承载着许多重要的人与事。但无论如何，朱自清和他创作的《背影》始终是不可或缺的选项。否则，浦口站存在的意义要大打折扣了。
　　走进火车站，只需进得一个小门，经过简易的检票口，往西北方向一望，就可看到长长的站台，站台上边是宽大的遮阳顶，但站台的两侧并没有停靠火车，让人不免觉得些许遗憾。好在那些纵横交错的铁轨，由近到远，还是让人充满遐想的。我走到站台左侧约七八十米的地方，便与朋友一起讨论：这个地方就该是朱父送朱自清上火车的位置吧？那么右侧处，就该是朱父从站台下边爬上来，以及橘子堆放的地方吧？我怕不准确，干脆从站台上跳下，站到铁轨的中央，向两侧的高处分别试了试，虽然只有一米高，要想一步迈上去还真是力不从心。于是，学着朱父当年的样子，先将身子向左侧倾斜，然后将左胳膊撑住地面，右腿努力往站台上面翻，如此用了三次力，才勉强上去。当时面前没有橘子，我只得将铁轨上一枚大大的梧桐叶握在手里，当作临时道具。导游抓住这个瞬间，为我留下一张照片。回京后，我把那枚梧桐叶夹在记事本里，说不定哪一天我到清华园，会将其放在朱自清先生的塑像上。
　　我注意到，在浦口火车站文化产业园区的背景墙上，张贴着有关《背影》的简介和几十张不同年代课本版本图片。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认为故事既然发生在1917年，那作者创作的时间大致在其文章开篇所言的“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即1919年末。可后来一查才发现，创作的时间竟然是1925年8月，于北京清华园。发表的刊物为1925年11月22日的《文学周报》。也在那个时候，朱自清收到父亲的来信，告之：“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正是由于这封伤感的信，刺痛了朱自清，他仿佛又看到了8年前父亲在浦口火车站送自己时的“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于是，在百感交集中，朱自清含泪写下了这篇传诵百年的散文名篇。
　　在此，有两点需要说明。
　　其一，朱自清在文中所说已经有二年余不相见，其真实的情况是自1916年起，朱自清就与父亲失和。另外，自朱父丢官以后，家境衰落，直接影响到朱自清1920年毕业后的生活。他回到位于扬州的江苏省立第八中学教书，据说第一个月工资竟全部被父亲从校长那里拿走，连声招呼都没打。此时的朱自清已经是做父亲的人了，虽然他知道父亲的手头不同往日阔绰，他也可以拿出部分收入给父亲，但父亲的粗暴家长作风，让经过北大民主科学教育的朱自清无法忍受，他不得不选择离家出走。几个月后，当朱自清回家接妻儿时，父亲先是不让他进家门，后来即使进了家门彼此也是无语。
　　其二，朱自清自1919年开始发表诗歌，后转入散文创作。他于1922年创作的诗歌《毁灭》、散文《匆匆》，1923年创作的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已使他在文坛名声大噪，与鲁迅、周作人、秋瑾、陈天华等白话文写作先驱一起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观念。事实上，胡适先生早在1922年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对白话散文的进步就有了这样的表述。如果再过几年，等朱自清的《背影》《荷塘月色》出现，我想胡先生会更加坚定他的判断。
　　1925年8月，朱自清27岁，大学毕业5年，有了子女，也有了一定的人生阅历。他经历了家庭的变故，对过去有了深刻的反思与觉醒。正如朱自清在1928年写作《儿女》一文所说：“我是个彻头彻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强，做父亲更是不成。”在这期间，朱父也在反思与检讨，特别感到自己“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时，他对儿子所有的一切都会原谅，唯一渴望的就是能和儿子“见上最后一面”。至此，一对失和8年的父子终于完成了人生的和解。
　　朱自清的父亲真正看到《背影》，是在1928年。那一年朱自清的散文集《背影》由开明出版社出版。此时的朱父已行动不便，他是在朱自清的弟弟朱物华搀扶下一点点挪到窗前，倚靠在小椅上，戴着老花镜一字一字读的，文章还未读完，已然老泪纵横。待读完，朱物华发现父亲浑浊的眼珠放射出了光彩！
　　临近午时，我依依不舍地离开浦口火车站。我在1981年人教版初一语文课本的照片前留下了合影。在马路边正对着浦口火车站大门的方向，有块非常醒目的文化墙，上面写着：“我走了，到那边来信。”“父亲翻越站台的背影和着橘子的香甜感动了一个世纪。”那一刻，我的泪水再也无法忍住。我知道，这次浦口之行并不是向朱自清先生作最后的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