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才（四川）
　　我是1985年参加高考的。考试时间是在7月7日-9日三天，那是涪陵最炎热的季节，阳光肆无忌惮地炙烤大地，整个江城热浪滔滔，大街上行人的脸上被蒸得发烫。这样的天气，对考生而言，也是一场严峻的考验。7月7日那天，晴空万里，烈日高悬。我一大早就起来了，囫囵吞枣般吃了点伯母煮的稀饭和半个馒头，带上我姐的手表，就往涪陵九中赶。来到学校门口，走过一个狭窄的通道就进入校园，学校操场周边多年生的苍槐翠柳上，知了拼命地嘶叫，似乎在营造一种紧张的气氛，提醒我们，今年的考试非同寻常。
　　第一天考的是语文和地理。语文考试题量之大超乎寻常。长达9页的一叠试卷，我拿到就有些懵了。考试结束后，有的同学说，做完基础知识部分，就来不及写作文了。我拿到试卷审完题，就先开始写作文。作文是根据材料写不少于500字的文章，给出的材料大意是说澄溪中学附近有家前进化工厂，天天排放有毒气体和废水，污染学校环境，要求以中学学生会的名义给《光明日报》编辑部写一封信。作文是我的强项，平时语文课，朱模洪老师经常点我的作文作为范文在班上宣读。这次高考作文50分，我得了44分。当我回过头来做语文知识部分的题时，才发现考题偏繁、偏深，文言文占比太大，且严重脱离课本。像文学常识题，涉及曹禺的《雷雨》一文，在高中语文课本第六册，事前老师说不考，我们根本没有学完，答不上来情有可原，但还是觉得惋惜。最糟糕的是一道关于诗歌分类的题目，6分我只得了1.5分，这对一个后来把诗歌作为生命的一部分的诗歌爱好者而言，算是不小的遗憾。阅读部分长达数千字的文白相杂的文章，再加上三段文言文，但凡没有较深的古文造诣和文史知识是很难完整地回答题中所列的几个问题的。那年高考语文难度的确很大，我考得很不理想。据倪文渊老师讲，我预选考试语文是全地区前几名，高考没发挥好自己的优势，让老师有些失望。
　　当天下午考地理。由于自己在乡下读初中，没有学过地理，能考74分也算不错。第二天考的是数学和政治。我是文科班的数学课代表，做得也比较快，不过附加题有点难，我简单列了步骤就交卷了，数学考了82分，有点丢人。下午考政治，感觉考试题目与平时复习的内容出入较大，比如第五题给出两幅具有哲学寓意的漫画，要求在每一幅漫画下面的五个答案中，选择符合该寓意的选项。第三天考历史和英语。那一年的历史特别难，填空题我失分太多；问答题4个小题占了38分，我得分也不高。除了语文，历史就是考得很差的了。历史考的主要还是死记硬背，文科考试科目要背的内容太多，实在难以兼顾，哪一门兴趣大，平时功夫下得深，考试成绩可能就会好一些。下午继续考英语，英语我拿手，尽管初中没学好，高中入学考试只蒙对了2分，但高中阶段，我在外语学习上下了非常之功，当时能找到的语法书都看了，刷了不计其数的模拟试卷，教材翻来覆去读，错题难题本记了厚厚几大本。功夫不负有心人，考场上，我如鱼得水，很快就做完了正卷，附加题也答得比较顺利，考试成绩下来，我的英语考了90+4.5分。
　　高考结束后，要填报志愿。我们当年填报志愿时，高考成绩还没有下来，全凭自己估一个分数就填志愿，填哪所学校心中也没数。想到师范院校是首批录取，而且不交学费，还有生活补助，我当时第一志愿填的“华东师范大学”，第二志愿填的“四川师范学院”，第三志愿填的“长沙铁道师范学院”。填完志愿就回到乡下老家帮助父母搞秋收。过了十来天，高考成绩揭榜了，我们班几个同学约起去教育局看成绩。我考了467.5分，只比四川本科录取线465分多一点。一周后，我被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录取了。
　　我满怀激动的心情回到老家，把好消息告诉了父母，一大家子都很高兴。我仔细阅读了通知书，通知书上写着“凭此通知转户口和粮油关系”。第二天，我就去大队部找人问。大队会计根据通知书所附的说明，给我开了一个户口证明后，让我去永安公社转户口。那时公社没有派出所，户口直接由公社文书办理，办理转户口手续很顺利。
　　转粮油关系就艰难多了。按当时政策规定，农村口粮转为商品粮，半年一结转，时值7月份，到12月还有6个月。我得卖6个月口粮（100斤稻谷，80斤玉米）来“转资拨”或换粮票。第三天，父亲挑了120斤稻谷，我挑了100斤玉米，我们一大早出发，走杨柳冲，过道班，爬坡上坎走了近一小时的山路，来到双河粮站，可粮站负责人告诉我们不办理外乡的。我们当时属于永安公社，只好折返去永安，这一程又要一个多小时，且大部分是沿江路，涨水退潮后十分难走。走到乌杨溪后，我实在是挑不动了，本来人瘦体弱，平时又少于体力劳动，父亲责怪我事先没问清楚，一路上都在骂我。正发愁时，遇到去赶场的本生产队熟人，他看我挑得吃力，就接过我的担子，一直挑到永安粮站。在粮站，工作人员检查粮食时说包谷不够干，我们只好倒在水泥坝子上晒到下午三点过，又重新装进箩筐。然后过风车，风比较大，不太饱满的粮食都会被吹走。最后过磅，总算完成了农村口粮向城市供应的转换。
　　按通知书上的要求，我办齐了全部入学手续。父母经过商量，还是准备感谢一下多年来关心帮助过我的长辈和亲人。于是父亲到食品站买了3斤肉，打了2斤红苕酒，母亲在家杀了一只鸡，请生产队干部和亲戚吃了一顿饭。上学那天，我怀揣通知书，背一床大花棉被和一只白木箱子，带着父母的嘱托和乡亲们的目光，离开了生我养我的故土，奔向陌生而新鲜的他乡。我先来到涪陵城，与刘燕、张书碧两个涪陵五中考上川师的同学一起，乘当晚到重庆的班船，再转火车去位于成都的四川师范大学报到。那一年高考之后，我离开了农村，开始了与我的父老乡亲完全不同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