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美坤
　　 “好了，我马上出电梯了，不跟你讲了。”电梯到达住院部肿瘤科楼层，男人说，“我们都瞒着，老母亲还不知道她的病情。”
　　但是男人的电话依然没能挂掉。出了电梯，他停下脚步，在过道上低头对着电话细声说：“以前我回家，老母亲老远就迎出来了。灶台前，她忙前忙后，煮的都是我喜欢吃的，恨不得把她留着的所有好东西都拿出来。离开家时，我开车走出很远了，后视镜里都还能看到送别的她久久不愿离去的身影……”
　　“有妈在，是幸福。我不管那么多，我得陪她医好她的病。好了，我真的挂电话了！”男人把手里的早餐提到眼前看了看，挤了挤面部的肌肉。似乎觉得自己的状态已经调整好，才迈步朝病房走去。
　　和我年龄相仿的那个男人，头发蓬乱，脸色苍白憔悴，每走一步路，步履似乎都格外沉重。
　　除了那个男人，我还在楼梯间遇到一个女人。一盏孤零零的节能灯下，楼梯间昏暗得可怕，寂静得让人脊背发冷。她坐在楼梯间的梯步上，一只手捂着怀里的包，一只手拿着手机正和人视频通话。
　　“我想不通啊，好好的人，一次感冒，就查出了那么严重的病，而且还是晚期。”她一说话就开始哽咽，“娃儿刚刚才满二十岁啊，婚都还没结。刚和一个女孩子交往，就得了这个病。放疗二十几次了，一个星期化疗一次，两个手都找不到扎针的地方了。要是可以，我宁愿替他受这个罪。”
　　“他爸爸嘴巴不说，心头一样难受。昨天喝了点闷酒，骑车去借钱，摔了一跤，缝了六七针。”她已经从啜泣变成大哭，“能借的都借了，能卖的都卖了。姐，我现在是真的没啥办法了，都不敢去面对娃儿……”她丢开手机和手机那头的安慰，双手抱膝，把头深深地埋进去。恸哭声被楼梯间空荡、煞白的墙壁反弹回来后，她的双肩抽搐得更加剧烈。
　　我去楼梯间其实也是想逃避一会儿，她的哭泣让我觉得再待在那里太不合时宜，尽管我自己鼻子酸酸的，心里湿漉漉的，尽管想说一些既能安慰她好像也可以安慰自己的话——我已去世一年的妻子，当时住在同一楼层的病房里。
　　那些日子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医院的电梯口与楼梯间真是两个特殊的地方，它们好像是医院内各种情感和故事的交汇点。出电梯口，进入病房前，不少人想说的千言万语会戛然而止。他们知道，自己是病床上的亲人的靠山，心里纵有千般苦也不能显山露水。在楼梯间，常常有人呆坐，有人流泪，把自己藏在隐秘的角落咀嚼、反刍心里不为人知的苦，放空自己一会儿。但是，无一例外的，都是悲伤中饱含希望，都是在种种不确定性中期待出现奇迹，都是不甘、抗争和自愈。从这里，我不仅仅看到了别人，还看到了自己。
　　妻子患癌治疗的两年里，医院的电梯口与楼梯间，是我除妻子病床边待得最多的地方，我和来自不同地域、素不相识的人因为同病相怜、感同身受而有了交集。我们会在照顾病人的间隙，或乘电梯，或走步梯，溜出住院部找个地方互相递支烟抽，一阵唉声叹气后，又彼此打气。
　　虽然当时我们都互相留了电话、加了微信，可是后来从来就没联系过。也许，他们和我的经历一样，后来的情况不但不乐观，还成为锥心的痛，一生都不愿、不敢去触碰。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