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维明（四川）
　　我经常想起我的东郊文友，怀念起我们生命中交汇的某些点、某些线、某些故事。
　　我和志敏生活、工作在同一个城市的西郊和东郊。他是东郊一家企业的工人，是我上世纪九十年代参加省总工会组织的马尔康笔会的文友。笔会后的那几年，我们见面的机会比较多。彼此都是单身文学青年，自行车蹬十来公里根本不是个事。在茶馆里聊文学，喝着一元五一杯的“三花”，可以从正午聊到黄昏。还互相到家里做客。
　　后来我们都恋爱、成家，陷入职场加班和人事纠葛……座机、BP机换成了按键手机，又换成了智能手机，见面次数却在不知不觉中减少了。最近几年，我们一年也难得见上一次。
　　每次见面，我都会送他几本书、几本杂志，有的是我编辑的，有的是报刊亭买的。那时候的报刊亭，是城市街道的一道素雅的风景。
　　我们一般是在“东郊记忆”工业文化广场碰头，我坐地铁过去。
　　有时我们也在“金沙遗址”见面。志敏坐二环高架快速公交过来。渐渐地，我感觉志敏言语少了，身体也没有原来那样挺拔。
　　去年秋天的一天，参加一个作家的新书首发式，和文友聊起马尔康笔会，突然记起，由于疫情，我似乎有将近两年没有志敏的消息了。当晚，我给志敏打电话，问他最近忙什么，还好吗？志敏的声音似乎比较迟疑，说：“也没忙什么，就是写了几首诗……”我说起我刚出版了一本书，还有一些书、杂志，准备给他，过几天在“东郊记忆”碰头吧。他说好啊，就没有更多的语言了。
　　周末，我乘地铁去“东郊记忆”。路上，我回想起昔日马尔康笔会的往事。到马尔康的第三天，当地一名三十岁左右、长着紫红色圆脸的文学青年来访。林文询告诉我们：“文学青年叫阿来，我向他约过稿。”阿来对“成都省”来的这帮人逢人就称“老师”，其实，我们这支队伍里唯有林文询、张新泉才称得上老师，其实，我们不少人比阿来还小好几岁。午夜，在马尔康的星光下，我和林文询、张新泉、阿来、志敏、杨传球在梭磨河边散步，志敏对着碧光粼粼的梭磨河，声情并茂地来了一段《桑塔·露琪亚》。是的，是美声唱法……
　　到了“东郊记忆”南门，给志敏打手机，却无人接听。我朝光明眼镜厂宿舍区走，边走边继续打电话。走进宿舍区，他的手机居然关机了。最近一次来志敏家已经过去了十几年，已经没有印象了，当时他刚离婚回到父母家居住。
　　只好去小区物业办公室。扫完“健康码”，我对柜台后戴“物业经理”胸牌的男士说明来由，并说起志敏的特征“比我大几岁，胖胖的，圆脸”，物业经理一边审视我，一边流露出疑惑的表情：“似乎没有您说的这个业主啊。”
　　我说：“当然有，我曾经来过他家。”旁边一名女员工插话道：“好像是那个—诗—人……”语气里透出一丝不屑。
　　我说就是就是，请给我一个门牌号。
　　“抱歉，我们不能随便给您门牌号。”物业经理脸上挂着职业性微笑，“业主不接您电话，想必有原因，有可能是不想见您。”
　　我说：“实际上我们是约好见面的！现在突然失联，我担心发生什么不测……”说出后面一句话时，我不由自主打了一个寒颤。
　　物业经理踌躇片刻道，“您等等，我上门去看一下。”
　　十分钟后，志敏跟着物业经理来了，一个不大的口罩把他明显瘦削的脸基本罩完，从额头可以看出他苍白的脸色来。这就是伫立在梭磨河边用美声高歌《桑塔·露琪亚》的志敏吗？我略微吃惊，志敏果然不再是“圆脸”了。
　　志敏和我握手。这是疫情近三年来我们第一次握手。志敏解释说，这几天卖保险的一直纠缠他，他干脆不接电话了。志敏回过头对物业两位咧嘴笑笑，除了表示谢意，分明还流露出一丝得意，似乎在说：我还是有朋友的，还给我送书来。
　　我提上书和杂志，跟志敏去他家，准备好好聊聊。物业经理在后面叫住我，“帮我一个忙”，他压低声音，“提醒一下您的诗人朋友把走廊里、房间里堆积的旧家具、旧纸板、废书废报处理掉，一来消除火险隐患，二来也让走廊、房间变清爽一些……他双亲前几年去世后，他好像不喜欢交流了，您要劝他振作起来！”
　　那天，我和志敏聊了很久。走的时候我说，“下周我们到东郊记忆碰头哦，不见不散！”